秦邦宪(博古)的革命生涯不长，有照片的时间只是在1934年至1946年这12年间。他自1933年1月到达瑞金，至1944年5月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政治局和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为止，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要会议，参与了延安、西安、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重要工作。七大后，他仍是中央委员，参与了政协谈判。应当说，他的合影照片的留存、刊印，代表了那个时代领导集体影像的记录与传播。
近年来，笔者共寻得157张照片，它们分布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正式出版的120本书籍中，还有民国期间国内和美国出版的刊物、书籍，及国内和美国、苏联的档案馆、展览馆及个人收藏等10余处地方。其中，民国期间的出版物14本(包括5本美国书刊)，1本美国近代书籍，4本没有书号的杂志、书籍及14处照片来源。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是1978年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画册，最晚的是2021年的《1937，延安对话》。再具体而言，有毛泽东的12本画册、画传、传记，周恩来的有9本，朱德有7本，张闻天、叶剑英的相关书籍有4到5本，其他人的相关书籍在3本以内，共有83本以单人物为主题的书册;余下的30余本则涉及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大事件，如长征、遵义会议、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等，还有重要机构包括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等，在2000年到2009年正式出版的41本书中，有秦邦宪同框的照片达到200张(有重复)。
展开剩余92%秦邦宪在瑞金期间，有可能识别出照片中人物的，只见到二苏大执委会合影。可惜遍寻国内出版的相关书籍与场馆，竟未能找到清晰的照片。二苏大的召开，是当年瑞金苏维埃的大事，为此历时8个月专门建造了能容纳2000人的大礼堂。理论上讲，二苏大的合影中应该有当时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秦邦宪，但不够清晰的照片令人难以识别。二苏大的大合影，最早出现在1938年的《西行漫记》中。2018年出版的《我在中国的岁月》中，海伦·斯诺写道：“(这些照片)都是毛泽东在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亲自交给埃德的。”于是，笔者远赴美国犹他州的杨百翰图书馆，在海伦·斯诺的档案中，终于看到了二苏大执委会合影的原版，前排右二的秦邦宪也相对清晰。60人大合影，之前识别出的人员仅数人而已，如果清晰的照片能早点获得，一定会出现在每位相关人员个人的书籍画册中。
1934年1月22日苏二大主席团摄影，前排右二为秦邦宪(博古)(图片来源：杨百翰大学汤姆·佩里特别收藏馆藏)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离西安事变最近的领袖合影，非1937年4月2日周恩来回延安的接机照莫属，也许这张照片还应该算作唯一的与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直接相关的中央领导合影，无论作为当事人还是涉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相关书籍中，都会用到。作为最高频率使用的照片，至今似乎都没有摄影者站出来认领，最大的可能就是国民党同机前往的人所拍了。
1937年4月2日，秦邦宪(博古)与中央领导到延安机场迎接与国民党谈判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左四起：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
还有一张因西安事变而被广泛传播的照片，就是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的合影，在涉及西安事变的书籍和展览中多用这张合照。实际上这张是在武汉照相馆拍的合影，照相时还有王明在场，原照只刊登在了《永远的丰碑——全国八路军办事处抗战纪事》一书中。同期拍摄的照片曾刊登在1938年6月15日的《新华日报》，当日用两版刊登配有王明、周恩来、秦邦宪标准照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
1938年6月武汉四人照：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王明
1938年6月，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还先后送给国际学生代表团傅劳德一张签名照。这些照片更为清晰，基本能够推断出4人是去照相馆所拍的标准照与合影。西安事变时，周恩来被称为“美髯公”，1937年4月的延安接机合影中美髯依存，再回西安后照片中的胡子才没有了，因此周、叶、秦3人在1937年初前后同在西安时，也就不可能有如此合影。
1938年6月，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4人签字赠送国际学生代表团成员英国青年和平大会学生委员会代表伯纳德傅劳德Benard Floud 的照片
如果说截取3人作为解决西安事变的中方代表的合影尚可理解，而1987年长城出版社出版的《叶剑英元帅》与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中，照片标注为在西安合影，这就是考据失误了。与周恩来的发型相关的误用照片还有1986年长城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画传》，其中的庐山谈判照在一些场馆展览时也用得甚多。照片中的周恩来一头黑发，与1937至1938年间基本为光头或短寸的发型很是不同。
1986年长城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画传》中的庐山谈判照
1993年出版的《周恩来》第45页的3人照
有明确拍摄时间的合影是1937年7月2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后，回到西安红军联络处。从这一合影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周恩来的发型，而一头黑发应该是在莫斯科治疗期间留出来的，所以在国内的照片中出现应该是1940年3月底之后的事了。庐山谈判照中的其他人相对模糊，如果不是1937年的庐山照片，秦邦宪是否在其中就难以判断了。
1937年7月，周恩来(左)、博古(中)、林伯渠(右)与国民政府谈判期间，由南京返回西安红军联络处时合影
西安事变被广泛报道，但在相关报道的照片中，笔者从未见到中共领导人的合影。1937年6月21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部的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等《美亚》小组一行到达延安，他们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并访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后，于6月24日傍晚离开延安。送行时，也自然成为中共领导人合影的重要场景。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在延安的4人照，这张合影最早刊登在1938年国内出版的《西行漫记》与在美国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中，但在美国这并非中央领导合照的首次刊登。
1937年6月24日，海伦斯诺拍摄的四人照，左起：秦邦宪(博古)、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图片来源：杨百翰大学汤姆·佩里特别收藏馆藏)
1937年10月12日，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群众》杂志刊登了菲利普·贾菲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人告诉我—一次前往著名的新的八路军之家的旅行，一位远东事务专家在他们的地盘上采访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文中刊登了同期拍摄的照片。同一张照片还出现在香港创刊的《战地通信》于1937年12月5日刊登的《大公报》记者徐盈署名的《朱德将军在前线》一文中。
1937年12月5日《大公报》刊载记者徐盈署名文章《朱德将军在前线》
与斯诺夫人的4人照相比，这张有着相同背景、不同时间的照片，让海伦·斯诺的4人照拍摄时间与事件得以确定(贾菲与美亚团的毕森都有相关文章书籍描述美亚团访延安的日程)，照片只可能是1937年6月24日毛、朱、周、秦4人为美亚团送行时所拍。这天还是秦邦宪30岁生辰。当天拍过照的，至少有3人，海伦·斯诺、贾菲和毕森。拍摄这张照片时，毕森成为贾菲照中的背景人物。到院外送行时，毕森与海伦·斯诺都进行了拍摄，海伦·斯诺拍的送行人的全身照片，毕森则拍的半身照，并刊登在1938年他在美出版的《Japan In China》中，1973年他在美出版的《Yenan in June1937：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中也选用了这张照片。毕森的书中还有一张经过裁剪的毛泽东单人照，实际上是裁剪自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和吴亮平的合影照，因为吴亮平手中的罐子还留在照片之中。这张照片也时常被转载，其中最吸引人的问题是：中间的那个人是谁?美亚团访问延安虽然只有4天时间，但最后一天送行的4人合影照片在1937到1938年间的美、中、港3地被刊印5次以上，可称为当时中共领袖照片传播的大事。只是笔者从未在国内画册中见到过窑洞前的这张4人照，只是在民国的美国书籍中与香港刊物中才觅得踪迹，也算民国书刊中寻得的意外收获了。
1937年6月送行照(毕森 摄)
1937年6月送行照(海伦 摄)
1937年重要的党内会议，留下合影的是12月政治局会议。这又是一张摄影者不明的照片，也许是随王明、康生的飞机一同到达延安的同行人员所摄。与这次会议有关的还有另外两张照片，即中央领导在延安机场迎接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曾山等人留下的合影。毛泽东在中心位的一张收入在《路——徐肖冰侯波摄影作品集》中，王明为中心的一张，收入在《王明生平图片资料选编》中。
1937年11月29日，秦邦宪随中央领导人到延安机场迎接王明等人(徐肖冰 摄)
在网络上，曾有一张合影被广为传播，就是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站坐合影。这次会议的相关合影还有很多，前有因这次会议回延安的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一行乘卡车到达延安下车步行的照片(莫斯科档案馆存)，之后是前来欢迎的领导团队在南门外的合影，还有欢迎大会上主席台一隅的畅谈场景。之后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也是政治局会议。笔者共找到了4张政治局会议的相关照片，其一是王明搭肩周恩来、秦邦宪，加上了曾去武汉的朱德的合照，另有一张增加了项英。可能是王明发起说：我们几个在武汉见过的来一张吧。项英见他们合影，说我也到过武汉呢，于是参与到了其中。秦邦宪注意到边上准备正式合影的各位已经整装待照了，就多看了一眼，摄影师恰在此时按下了快门。移动的树影、窗台的包包，记录着他们拍照的时间与空间。
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局会议前相关照片(王明搭肩周恩来、秦邦宪)
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局会议前相关照片，左起：朱德、项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博古)
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局合影
拍完这张合影，会议在室内正式开始。而六届六中全会的合影至少有3张，与会代表的合影与一张主席团站在门口的合影比较常见，另有一张朱德在门框内的主席团合影很少见。从主席团两张合影照片的角度与人员眼神判断，似乎现场应该有两台相机同时拍摄。
六届六中全会合影(朱德在门框外)
六届六中全会合影(朱德在门框内)
与六届六中全会相关的10张合影中，只有南门合影、会场交谈、主席团站、大合影4张被收录在《历史的脚印——童小鹏摄影资料选集》中。最著名的站坐照拍摄者不明，如果当时还有其他摄影师在场，会不会是随卡车到延安的其他人员参与了拍摄?
六届六中全会全体照
已不得而知。在秦邦宪单人照中，有一张常见，但仅收录在《遵义会议会址》中。从照片背景上看，最可能也是这次会议期间的照片。这次会议相关照片的数量、传播量都展示出它在当时的重要性。
秦邦宪单人照
秦邦宪去世前的重要合影，是1946年参加重庆政协会议的7人照。照片被广泛传播，说明了把他从延安《解放日报》调到重庆所从事的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只是目前仅看到3个版本。在1978年出版的《纪念周恩来总理》中，照片为4人，在1990年出版的《历史的脚印—童小鹏摄影资料选集》中、2013年出版的《历史巨人毛泽东画传》等5本画册中相似照片为5人，另有15处的刊登与重庆档案馆中的档案照是7人，也许是不断有新加入者参与合影吧。不过从王若飞一直未直视镜头的眼神，似乎另两版是从7人合照中裁剪而成的，这也算这张照片的特别之处。
1946年参加重庆政协会议照片(收录于1978年出版的《纪念周恩来总理》中，照片为4人)
1946年参加重庆政协会议照片(收录于1990年出版的《历史的脚印—童小鹏摄影资料选集》中，照片为5人)
1946年参加重庆政协会议照片(收录于重庆市档案馆，照片为7人)
照片如时光银幕，叙述着爷爷12年的革命生涯，在他118周年诞辰来临之际，笔者以对他照片的寻找、考证作为纪念，也希望对中共党史资料的整理和挖掘作出一份小小的贡献。
(作者系秦邦宪孙女)
转自炎黄春秋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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